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有铸铭与刻铭两种。战国以前多铸铭，战国时期有较多的刻铭。这些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由于铭文的字体、布局、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所以铭文也是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外，青铜器作伪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是制作假铭文，所以了解不同时期青铜器铭文的诸方面特征对于青铜器辨伪也是非常重要的。
青铜器铭文是古文字学研究的一类重要的材料，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属于古文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按照古文字学的科学的研究手段具体地研究青铜器铭文在各历史阶段之字形特点、修辞、语句、文法的习惯及其演化过程，才能较深刻的理解此种文字。即使是从青铜器研究角度来观察与认识金文，也需要遵循科学的古文字规则去做深入的钻研，而没有简易的道路。
目前所见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铭青铜器，以殷代即商晚期为最早，但有少数传世的二里冈上层期的青铜器却铸有铭文。
属于早商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在青铜器上有铭文是应予肯定的。发现甚少的原因首先应该是由于此时期在青铜器上铸铭尚未成为风气。其次也与迄今很少发现较大型的、保存完好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墓有关。这点，已有学者指出过。
■商代晚期铭文
此时期金文最常见的形式有：
一，仅铭有所谓族氏铭文，即家族之名号，用以表明作器者之属。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即作器者在署名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名了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了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氏族名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部。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的研究人员尚有不同的见解。
二，在氏族明号外还同时铭有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以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已、辛、壬、葵接在亲称“祖”、“父”、“匕”、“母”等之后)，或仅有日名而略去亲称，这表明此种器物是该家族的贵族专为祭祀具有这一日名的先人之祭器。
三，仅铭有“日名”。这似乎可视为以上第二种形式的省略。
四，仅铭有作器者名。由于家族长的个人名号往往被用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文虽可能仅是作器者的个人名号，但个别的(如“子某”)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号。
由于商代晚期铭文多数属于上述内容，所以此时期铭文字数一般只有几个字。在一些金文著录书中，如《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和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所收各类器铭中，凡字数少到两三个、三四个者，多是商晚期金文，可见其数量相当多，在商周金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商金文可谓“言短意深”。从上文对其几种常见形式之含义的说明，也可以知道它们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但其中深刻之内涵仍有一些迄今未能知晓，今后仍当是金文研究的重要课题。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铭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其中字数最多的如我方鼎铭文，不包括铭末“亚若”有四十一个字，就是长铭的代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邲其三卣也有长铭，如四祀卣铭文字数即达四十二字。
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但对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点。
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方面，一：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取人体形象的文字，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作下跪形状。这种字形并不表明此时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这从同时的或较早的甲骨文字即可得知)，而只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二：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三：字形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行，但横却不成排。
■西周金文
由于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已进行得比较深入，所以西周金文在整个西周时期各个阶段的面貌即大致得以明朗。鉴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阶段与主要依据形制、纹饰进行的铜器分期似并不完全同步，同时也为了使对西周金文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在时间上有个较清晰的印象，其下以西周早、中、晚三期为序来概述青铜器发展、演化情况。虽然在一定时期内，青铜器铭文会有某些共同流行的，带时代性的风格。然而这并不能排斥铭文风格上有某些不合主流的个性的体现，因为当时书写铭文的作者在风格上未必皆雷同，所以，以下对各阶段铭文特征的介绍，就只是泛泛而谈。
■西周早期金文
西周早期金文可分两个阶段来概述：第一阶段，主要是武王、成王时期，但康王时期(约偏早)仍有部分器铭具有本阶段特点。在内容上，仍存在较多的字数很少的族氏铭文及其与先祖曰名组合的铭文。铭有此类铭文的铜器，多数当属于商亡国后臣服于周人的商朝遗民。但自此阶段开始，长篇与较长篇的铭文已多了起来，内容关系到许多西周初期的重要史实及当时的官制，军制等。从总体上看，此阶段金文扔保留了不少商晚期金文的持点。首先是布局不够规整，依然是竖成行而横不成排。字形大小仍不均匀。象形性还较强。书写气势亦较豪放，笔画较浑厚、凝重，有的笔画中间粗肥，而首尾出尖，笔捺皆有波折。所有这些均与商金文近同。上述特征可从武王时期的利簋与成王时期的保卣、甗侯鼎及康王时期(约偏早)的作册大方鼎的铭文中得知。
第二阶段，康、昭王时期。此阶段铭文多为较长篇或长篇，内容范围与第一阶段较长铭文相近似，亦多关系当时的战争、政治、封赐等重要史实。族氏铭文已少见。与第一阶段铭文不同的是，多数铭文排列较第一阶段规整，不仅竖成行，而且横也成排。但仍有部分铭文由于每竖行字数与字的大小未能一律，在总体较整齐的情况下显出个别的不整齐。此阶段铭文有两种字体形式。
其一：字体笔画仍显浑厚，还有明显的波折，部分笔面仍作中间粗两头尖形。如康王廿三年之大盂鼎铭文。